萨伊德·穆拉特别科维奇·苏丹诺夫毕业于伦敦大学学院(UCL),专业为经济学与商业。他拥有13年的矿业行业工作经验。2006年,他在加拿大多伦多的 BWI First Intelligence 咨询公司开启职业生涯,该公司专注于矿业领域的并购交易。2008年,他被任命为加拿大初级矿业公司 Stans Energy Corp 的区域总监,该公司在中亚拥有稀土资产。作为公司管理团队成员之一,他负责公司在 TSX-V 的反向收购上市(RTO)以及中亚矿业资产的收购工作。2013年,他担任“哈萨克斯坦地质信息中心”副主任。2014年,他出任 KazGeoTech 总经理,该公司是 Kazgeology 与加拿大航空地球物理公司 Geotech Ltd 的合资项目。2015年12月1日,他创立了 Aurora Minerals Group,目前担任 Aurora Group 董事会主席。
——萨伊德·穆拉特别科维奇,今年是 Aurora Minerals Group 成立11周年。公司最初是如何起步的?如今主要从事哪些业务?
——十一年前,Aurora 最初是一支地质学家团队。我们从事的是自己最熟悉、也最热爱的工作——地质研究、矿产勘查和矿床评价。
这些年来,公司逐步发展成为一个完整的地质服务与项目开发生态体系。如今,我们几乎能够陪伴一个项目走过完整的发展周期——从区域初步研究和潜力资产的形成,到吸引投资者以及推动矿床进入开发阶段。
但或许最重要的变化在于,我们正在逐步从传统的“客户—承包商”模式转向合作伙伴关系。如今,我们与大型企业共同设立合资公司,由各方发挥自身最擅长的优势。国际企业带来资本、规模、生产经验和技术,而我们则提供对哈萨克斯坦地质条件的深入了解、本地专业能力以及专业团队。
对我而言,这正是 Aurora 在过去11年中发生变化的最好体现:我们已经不再只是提供服务,而是直接参与项目本身的创建与发展。
地质工作正在成为重要的战略方向
——大约10年前,也就是您的公司刚成立的时候,哈萨克斯坦对地质工作的关注还非常有限。如今情况是否发生了变化?
——毫无疑问。地质工作再次成为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方向。人们对地下资源勘查、关键矿产、稀有及稀土金属、现代地球物理技术和数字技术的兴趣不断增长。越来越多的私营企业进入这一领域,本土专业能力也正在逐步形成。
根据官方数据,过去三年,哈萨克斯坦地质勘查领域吸引了约2800亿坚戈的私人投资。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指标。
但资金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人才。没有专业人才体系,就不可能发展地质行业。
如果我们希望留住优秀人才、发展自己的技术能力,那么哈萨克斯坦专业人士不应仅仅因为其来自哈萨克斯坦,就获得较低的评价。他们的劳动价值应当依据专业资格、工作质量以及对最终成果所承担的责任来衡量。
——许多分析人士认为,哈萨克斯坦近年来受到越来越多关注,与其拥有丰富的稀土矿产资源潜力有关。如果确实如此,在签订相关合同时,应当如何保护国家利益?
——随着全球对关键矿产、稀有金属和稀土金属需求的不断增长,国际社会对哈萨克斯坦的兴趣确实也在上升。
哈萨克斯坦在这一领域确实拥有巨大的潜力。目前,哈萨克斯坦已经生产欧盟关键原材料清单中34种矿产原料中的19种,其中包括多种稀有金属。
但我们的目标不应该只是出售进入地下资源领域的机会,而应该从资源开发中获得最大的综合效益——包括投资、加工能力、技术、专业能力以及在国内创造就业岗位。
与此同时,也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资本会流向规则清晰且具有竞争力的地区。因此,关键是找到平衡:投资者必须看到项目的经济价值,而哈萨克斯坦也必须从自身资源开发中获得长期效益。
——哈萨克斯坦能否通过销售这些稀土矿产获得巨额收入,并在一定程度上以此取代“黑色黄金”——石油?
——仅仅因为某种金属存在于地下,并不会让任何人变得富有。
从一个具有潜力的矿区到真正投入运营的矿山,中间需要经历多年的地质研究、大量投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技术开发。
即使在地质勘查的早期阶段,这一点也十分明显。根据地质委员会的数据,在2019—2024年国家地下资源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计划实施过程中,哈萨克斯坦发现了38个固体矿产资源远景区。根据已完成工作的结果,稀土金属预测资源量估计为260万吨。
这个数字令人印象深刻,但预测资源并不等同于矿床。
因此,我认为应当谨慎看待所谓“稀土将成为新的石油”这样的说法。关键矿产市场远比想象中复杂。重要的不仅是地下有多少金属,还包括矿石质量、开采经济性、加工技术,以及一个国家在整个产业链中所处的位置。
真正创造价值的,并不是仅仅拥有地下矿产的人,而是能够发现矿产、证明资源与储量、建设矿山、加工原料,并最终生产高附加值产品的人。
外国投资:机遇还是负担?
——自哈萨克斯坦独立以来,国家领导层一直高度重视吸引外国投资。但如今也出现了一些观点,认为外国投资可能会使国家产生依赖。您怎么看?又应当如何确保与外国投资者的合作首先符合哈萨克斯坦及其人民的利益?
——我不会简单地把外国投资等同于依赖。
真正可能成为负担的,并不是投资本身,而是谈判不充分、条件不合理的合作协议。
根据公开数据,仅在2025年,哈萨克斯坦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总流入就达到205亿美元,同比增长14.4%。
但我认为,成功不能只用吸引了多少十亿美元来衡量。更重要的问题应该是:这些投资之后,究竟给哈萨克斯坦留下了什么?
是技术?新的生产设施?就业岗位?培养出来的专业人才?加工能力?还是因为合作而变得更强、获得新能力的哈萨克斯坦本土承包商?
这些才是真正的投资效果。
当然,投资者必须能够获得合理回报,否则他们根本不会进入这个市场。但与此同时,哈萨克斯坦也必须成为投资合作中的受益者。
——不同的外国投资者之间是否存在差异?应当如何对待这些差异?
——当然存在。投资者并不完全相同。
有些战略性企业是以数十年的长期发展为目标,愿意投资地质勘查、技术、基础设施和生产。也有一些资本主要追求快速的财务回报。
因此,对我而言,资本来自哪个国家并不是最重要的。更重要的是,这些资本在哈萨克斯坦能够产生怎样的国家层面的长期效益。
与此同时,规则必须对所有参与者一视同仁:要求应当透明,责任应当平等,义务应当明确。
优秀的投资者并不害怕规则。他们真正需要的是规则的可预测性。
可预测性与透明度
——萨伊德·穆拉特别科维奇,2025年您曾在哈萨克斯坦国内企业家委员会会议上发表讲话,并提出需要采取一系列措施。您当时提到:“建立公平的矿业权使用费制度。将相关税率与国际惯例,例如西澳大利亚州的标准接轨,将有助于提高税收制度的透明度和可预测性,而这正是长期投资的基础。”目前这一领域是否已经发生变化?
——是的,目前已经出现了一些积极进展。从2027年起,新的固体矿产项目计划从矿产开采税转向与产品销售挂钩的矿业权使用费制度。这是向更加清晰、更容易被投资者理解的制度迈出的重要一步。
但仅仅改变税种的名称,并不意味着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关键仍然是税率及其竞争力。国家应当从地下资源开发中获得公平的收益,但税收负担也不能高到使项目对投资者失去经济吸引力。
——您当时还提到了支持地质勘查服务公司的必要性。许多地质工作者也持相同观点。目前情况是否正在发生变化?
——情况确实正在明显变化:私营服务公司的数量不断增加,对现代地质和地球物理服务的需求也在增长。但本土企业在与国际公司的竞争中仍然面临困难。整个行业下一步需要做的,就是建立强大的国家级矿业与地质勘查服务体系。
这并不是保护主义。哈萨克斯坦企业不应该仅仅因为它是哈萨克斯坦企业就获得合同,但同样,它也绝不应该仅仅因为是哈萨克斯坦企业而失去合同。
竞争应当建立在技术、专业资格、价格和最终成果的基础上,并且必须在公平的条件下进行。因此,需要建立透明的资格要求、平等参与采购和大型技术项目的机会,并对设备、团队经验和工作质量进行客观评价。
这一点对于国家项目尤其重要,包括航空地球物理调查。在这些项目中,承包商不应该仅仅按照最低报价来选择。地球物理工作并不是一个“价格最低就一定最划算”的领域。
竞争还涉及经济因素。或许值得考虑降低地质勘查服务的增值税税率,包括研究适用零税率的可能性。这可能降低项目成本,并提高本土服务企业的竞争力。
强大的国家级矿业与地质勘查服务体系,不仅仅意味着拥有更多承包商。它意味着拥有自己的技术、专业人才、就业岗位以及能够长期留在国内的专业能力。如果我们希望发现新的矿产资源,就必须为那些直接寻找这些资源的人创造适当的发展条件。
——在同一次讲话中,您还提出了许多有助于改善投资环境、促进地质行业发展的建议。这些讲话是否带来了具体成果?
——确实取得了一些成果,否则也就没有必要不断提出这些问题。
许多几年前还只是在专业圈子内部讨论的问题,如今已经进入国家政策议程。一部分建议也已经反映在相关立法中。这是积极的变化。
但“有人听到了我们的声音”与“问题真正得到解决”之间,仍然存在一定距离。因此,专业群体的任务不仅仅是批评或在会议上发表观点。我们需要提出具体的机制,并推动合理的行业建议真正转化为能够落地实施的解决方案。
当下的现实:人工智能
——早在2016年,您就在采访中谈到采用现代技术,尤其是人工智能的必要性。如今,人工智能正在越来越多地进入实际工作中。情况确实如此吗?
——是的。人工智能正在逐渐不再只是一个流行概念,而是成为地质工作者的实际工具。它能够更快地处理大量地质、地球物理和地球化学数据,并发现人类通过人工分析更难识别的规律。
但我始终强调一点:人工智能不会取代地质学家,而是能够让优秀的地质学家发挥得更加出色。
如果基础数据质量很差,再先进的人工智能也无法创造奇迹。因此,行业数字化的成果不应该用“数字化了多少份报告”或“在数字化方面投入了多少钱”来衡量。
数字化真正应该带来的成果,是新的地质知识、新的远景区,以及最终发现新的矿床。
新一代力量
——不久前,您在自己的 Facebook 页面上写道:“我真诚地相信,老一辈专家的经验、年轻专业人士的活力以及现代技术的结合,将使哈萨克斯坦再次实现重大的地质发现。”现在是否已经有这样的实践案例,还是这只是一种美好的愿望?
——这并不仅仅是一种理论。我们已经在不同的项目中看到了这样的实践。
例如,在萨亚克项目中,我们有幸与达乌列特·哈米杰诺维奇和叶尔兰·拉扎诺维奇等知名哈萨克斯坦地质学家合作。他们代表着强大的哈萨克斯坦地质学派,拥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并对当地地质条件有着深刻的理解。
在巴尔喀什地区的斑岩铜矿项目中,我们与国际知名地质学家 Nick Tate 合作。他拥有超过35年的国际工作经验,并参与了老挝 Phu Kham 矿床的发现。在阿亚戈兹地区的金矿勘查项目中,我们则与 Harry Mustard 和 Paul Ingram 合作。他们是享有盛誉的澳大利亚地质学派代表人物,拥有超过40年的经验,并参与过世界各地数十个项目。
对于我们的年轻专业人士而言,能够与这样级别的专家并肩工作,是一种任何教科书都无法替代的独特职业学习机会。
与此同时,年轻一代地质学家也带来了不同的工具和方法:现代地球物理技术、数字建模、大规模数据以及新的数据处理方法。
当一位在野外工作数十年、能够真正“读懂”地质的人所积累的经验,与现代技术的能力结合起来时,就会产生非常有意义的效果。这正是我所说的经验、年轻力量与技术之间的结合。
技术会不断变化,但重大的地质发现始终还是由人来完成。
——最后,如果总结一下,您认为当前推动行业进一步发展最重要的是什么?
——过去几年,哈萨克斯坦已经做了很多工作,重新唤起了社会和资本对地质行业的兴趣。现在,我们必须把这种兴趣转化为实际成果——新的发现、自身的专业能力、技术以及强大的哈萨克斯坦企业。
哈萨克斯坦确实拥有丰富的地下资源。但仅仅拥有矿产资源,并不会自动使一个国家变得富裕。重要的不仅是我们拥有多少资源,更重要的是我们能否有效地将这些资源潜力转化为实际项目、生产能力以及在国内创造的附加值。
在这一过程中,建立强大的本国地质勘查和矿业服务体系具有根本性的重要意义。设备可以买来,技术可以引进,但专业人才体系、长期积累的经验以及自身的专业能力,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形成。
这些能力必须在哈萨克斯坦本土不断发展、积累、保留,并传承给下一代。